至于男女退休年龄不一致案件中，假设认为性别在退休年龄上是一个合理的差别，那么女性干部到底比男性干部早多少年退休，更是存在一个程度的问题（比如早5年，还是早2年）。
(一)中央与地方 建设服务型政府,切实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就需要构建能有效发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组织机构。服务型政府并非只讲服务而不要管制,并不排斥管制。
具体而言,统一性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的作用和职能上,要求国内市场体系、全国税制、宏观经济管理、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公共服务标准等必须是统一的。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修改和废止原有的公共服务政策,制定新的政策,并不违背连续性原则,如果不顾变化了的情况,硬要坚持过时的政策,只能脱离实际,无法实施,更谈不上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立法、执法、司法、守法都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法律、法规规定了公开时限的,要严格遵守规定的时限,在法定时限内快速、完整地公开政府信息。在提及服务型政府与管制型政府时,显然此时的服务和管制是不同的。
(二)关于受案范围的调整和扩大 面对服务型政府法治化的发展趋势,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显然较窄,特别是一些新类型、复杂案件的收案问题会成为法院经常遇到的问题。在实践中,有的申请人与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利害关系,有的申请人与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没有任何关系。值得注意的是，1922 年在党的二大宣言中首次提出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口号，这与当时的联省自治运动可能有一定联系，联省自治一方面暗合了军阀们地方割据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受西方联邦自治思潮的影响，当时人们似乎普遍认为联邦制就是民主的，单一制就是专制的;加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实行的也是联邦制，因此刚成立不久，尚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就直接套用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所采用的民族自决理论，在中共二大《宣言》确立三大民主革命纲领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一)关于自治主体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首先是民族自治，自治是相对于他治而言的，民族自治的主体是本民族而不是外民族，不是中央空投其他民族的干部来进行管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多年后，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作为一级地方政权他们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但即使如此，香港和澳门也没有脱离国家而独立的权力，香港和澳门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条都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二条与《宪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内容相似，但主体明显不一致，《宪法》规定的主体是国家: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单一制、联邦制都是统一的国家，不统一的是邦联，宪法强调统一是在排除分裂，联邦并不是分裂，邦联才是。
但宪法规定国家帮助培养民族干部和有关人才的义务并没有因此取消，而是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章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中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如第六十七条:上级国家机关隶属的在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依照国家规定招收人员时，优先招收当地少数民族人员。虽然有限的民族区域自治不能改变国家单一制的定性，但也使国家的单一制不再纯粹，特别行政区的设立进一步稀释了单一制的浓度。
同时将其主体落实到更为具体的自治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两方面，并将培养的形式具体化了:如第二十二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录用工作人员的时候，对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应当给予适当的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可以采取特殊措施，优待、鼓励各种专业人员参加自治地方各项建设工作。关键词：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联邦制;民族区域自治;宪法 我国目前实行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部宪法都没有明确规定,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是学者们从宪法文本中推论出来的。这类似于历史上中央王朝的以夷制夷，即用本民族的干部管理本民族的事务。如果放之全国，至少有 138 个县(地区、盟)明确提出改头换面的设想云南、贵州、广西、安徽，乃至最西边的新疆，大部分地方都是在 2011 年之后提出的申请。
1997 年、1999 年分别在香港、澳门设立的特别行政区，不仅赋予其高度的自治权(港澳《基本法》第二条)，而且其权力比联邦制下的地方政府还大(如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六条、澳门《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不向中央政府交税)。从《宪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至一百二十二条的六条规定来看，自治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立法方面的自治权，表现为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一百一十六条)。第四，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权力的依据，主要是宪法和国家制定的法律，而不完全是实行自治的民族依当地的法律和习俗而治，如《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强调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其第四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需依照宪法和本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第五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等等。《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二、第二十三条的内容与此类似，但在培养对象上增加了少数民族妇女: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且注意在少数民族妇女中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第一，从《宪法》第三章第六节《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有关规定来看，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没有完全形成联邦制下那种联邦和州的两层权力体制，如民族自治机关不包括民族自治地方的法院和检察院(《宪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司法权不能自治，因此国家的司法体系是统一的，而联邦制下的州法院通常是自成体系的。在国法和民俗的结合中，民俗的比例应占多少，可否适当提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一国两制允许特别行政区实行不同于大陆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两种意识形态并存，而且两种政权组织形式并存———大陆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港澳实行英美分权式的代议制，不实行民主集中制，这在联邦制国家也是比较少见的，联邦制下的联邦和州虽是双层权力体制，但权力模式基本相同，如都设置议会、政府、法院，彼此的制衡关系也基本类似。二是行政方面的自治权，包括四个方面: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第一百一十七条)，自主管理经济权(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自主管理科教文卫权(第一百一十九条)，组织本地公安部队权(第一百二十条)。
中央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是权力下放，也可以是政策优惠，可以权力下放，也可以不下放，可以下放这些权力，也可以下放那些权力，可以下放权力，也可以收回权力，主动权完全在中央。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都规定了自治权，但其份量不完全相同。这些自治权比联邦制下的地方政府少，比单一制下的一般地方政府多，实际上是一种准地方自治。随后在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中，1931 年制定了具有宪法性文件地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第十四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在实践中中央(而不是当地民众)对当年的土司头领给予了适当照顾，如新中国建立后，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过去的土司，依据他们原先的品级，或委任为省、州、县的政协副主席，或委任为州、县政府的副州长、副县长。那么在我国宪法中单一制是怎么体现的呢? 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的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所谓的天下, 乃是一个不断的以夏变夷、化夷为夏的过程。
又如《宪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而怎么表述中国既不是联邦制又不是纯粹的单一制这样一种复杂的结构形式, 立宪者们或许一时找不到准确的法言法语, 因此在宪法上留下了空白, 这也给后人解释宪法留下了空间。
1988 年福建省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由原来的 11 个县(区)增加至 30 个县(区)，1995 年湖北省撤销黄冈地区，成立地级黄冈市，同时撤销黄州市，实行区、县分设，黄州市一分为二，成立黄州区和团风县，都是由国务院决定的。四、不纯粹的单一制其不纯粹之处主要体现在地方自治 我国单一制下普通的地方政权是省和直辖市，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单一制下特殊的地方政权，其特殊性表现在一定程度的自治。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开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同纲领》第六章民族政策中第五十一条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二)关于自治的依据 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实行自治的依据既有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如前所述《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条规定依法行使自治权)，也有当地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在改革开放后的撤县设市浪潮中，整个进程的掌控权(制定标准、掌握进度和数量、收放时机等)始终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具有联邦制因素的单一制也还是单一制，而不是联邦制。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建立在深厚的历史土壤的基础之上，而这种历史土壤是各民族在几千年的民族交往、民族融合中不断培育的，因此各民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有贡献。《宪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在世界多元发展、政治日益文明的今天，我们应当反思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尽量求同存异、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多元一体，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输血式的经济扶持也应有所调整，应当承认和培育少数民族人民自身改变命运的能力，帮助他们找到适合本民族地区地理、生态和文化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宪法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回避态度恰好说明, 立宪者认为直接在宪法中明文规定我国是单一制国家是不妥当的, 不适宜的。
再次，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多民族国家，这也是在强调多元性，反对简单化和一刀切。从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上看，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设计是好的，但没有完全落实，其中原因很复杂，有苏联体制的影响，也有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大汉族意识作祟，还有激进的革命理想文化之魅影。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性主要体现在自治主体、自治依据、自治权三个方面，这也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与汉族地方政权的区别所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九至四十五条的规定将《宪法》的上述 6 条分解为 27 条，有些是重复《宪法》的有关规定，如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十九条)，有些是新增加的规定，如对国家有关法律的变通执行权(第二十条);还有一些是补充、细化《宪法》的有关规定，如《宪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第七十条: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需要，采取多种形式调派适当数量的教师、医生、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人员，参加民族自治地方的工作，对他们的生活待遇给予适当照顾等。宪法规定的民族地方自治制度更是明显地表明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中有一些非单一制的因素(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不是单一制而是联邦制的特点。
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等于单一制，笔者认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既是在强调同一性，也是在强调多样性。
单一制是中央集权，联邦制是地方分权，但二者都是统一的国家，因此从统一的国家这一表述中难以推论出我们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各民族共同缔造不是汉族缔造，也不是几个大民族缔造(比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宽泛)，而是各民族都有功劳，这里突出的不是建国力量的单一化而是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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